最后一次回杭州大概是2010年夏天。
大学毕业后的暑假，回北京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约见初中同学轩晶，在老开元中学门口见面。当初我们共处三年的校园现在被美院下属部门和一个餐厅瓜分，不大的球场也被停车占据。教学楼变成了陌生的样貌，曾经和董辰，王建伟，轩晶，凌晓蕾，陈思聪一起画过的墙也不在了。回忆的场所唤不起多少回忆来。
轩晶家就住在开元中学边上。对于她来说，相当于见证了我们的初中从我们入学那刻，甚至在那之前，到至今转移校区后的一点点的变化过程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，最后见她这一次多少有些仪式性的意味。我们在学校附近走了走，聊了聊各自的过去现在， 最后走回到起点，送给她一本我毕业的画集，结束了这一历史性的仪式。
之后就没有见过初中同学了。甚至没有回过杭州。
其实我本身就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。父母是北方人，父亲当年独自南下，来到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（当年叫做浙江美术学院）上学，然后毕业留校，之后母亲带着两岁的我追随来到杭州，从此便在杭州定居。在几乎全是“纯种”杭州人的开元中学，我其实略有格格不入。不过也是初中时候我学会了杭州话，虽然始终在同学听来我说的不地道，但总是能听懂会说的。同学跟我说话也几乎都说普通话。这和现在我在法国，同学和我说话时都会友好的放慢速度，有些相似。
初中入学时，我稀里糊涂的考了个年级前几名，以至于分班的时候我被当做优秀生分进初一五班。班主任任璐老师一直对我寄予厚望，还让我当宣传委员。然而作为宣传委员，除了每月组织出黑板报以外毫无建树，反而很快我的真面目就暴露了：上课画画，和班长李偲偷偷下五子棋，有时候会在黑板上画画，有时候会蹲在椅子上，头发留好长……作为“男一号”我并没有带好头，反而总是有出格的行为。当时我们每人一本家校联系本，每天我们要记录当天是什么作业，回家给家长签名，第二天交给老师。如果出考试成绩了或是有什么不良行为，任老师会一一写在家校联系本上，回家给家长签名。那些本子至今我还留着，仿佛是当年光辉的记录。然而任老师的认真是我到现在也记忆犹新的。每每想起，不免愧疚，感到自己辜负了老师当初的期待。不过后来的我一直在我热爱的行业范围里持续前进，从杭四中考到北京电影学院，毕业后到法国，考进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巴黎哥布兰动画学院，也算是不负吧。
因为学校放不下我们三个年级所有学生，所以初一我们在离本部五分钟的小巷里一幢教学楼上课。称之为“分部”，到初二才搬进本部。所谓本部其实也就是两幢楼，加上一个小操场。记得某次周一晨会，校长讲话时曾经说过，“我们开元中学的硬件设施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们要以开元为荣，以后要开元以你们为荣！”然后掌声雷动，掩盖过广播里的背景音乐。我们学校的确不大，散个步也就是绕着操场走一圈。会打篮球的同学便可以在操场上出尽风头。整个校园没地方可看，放眼便只有操场的两个球框了。即便这样我也记得曾经半个班的同学或在教室里，或蹲在走廊台阶上玩的火热的五子棋大战。男生们人手一把直尺，想象着街头黑帮火拼，喊着砍杀的稚嫩青春。我已经记不清物理课何应林老师教了什么，但是“站后面去！”的警告仿佛还会在耳边响起并且依然心惊胆战。所有的开心痛苦憧憬纠结都融入了回忆的云雾中，依稀可见又十分模糊，时不时浮现出轮廓，回味一番都已过滤了当初的情感，正剩下旧照片的味道。
初中对于一生来说所占不多。那个时候学了什么，其实已不重要。然而这个短暂的阶段是可以影响到今后的道路，乃至人生的。初中的时候正是一个人从童年转入少年的时候，心理的变化、冲击、情感的积蓄、迸发，内心深处的混沌、光明都交杂于这个时期。最重要的是在那三年如果碰到了好的老师或是同伴，他（她）的言行会刻在我们心中，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。在穿过那个阶段混乱与秩序的森林后，走出来的我们，看到的都是大海吧。
我的初中，杭州开元中学，建校（多少周年来着我忘了）写给学校的，一口气写完了，没有检查，错误多多。其实还有很多可写，不过时间不多，简短为之。